第六百二十四章 别籍异财（1 / 1）

上午，中书省，翰林院，学士孔颖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报纸，固然制度规定“坐班时间”不得干私事，但孔颖达看报纸的行动却没有违背规定。

由于他看的报纸，是官府同一订的刊物，不是什么手抄小报；其次，所看内容，不是什么奇闻异事，而是“时势评论”。

针对律令修正一事，有饱学之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献言献策，这是他要汇总的言论。

朝廷要对《大周律》进行修订，为了方便区分前后，以年号暂称修订版的律法，是为《明德律》。

由于事关重大，所以天子下令，州及以上官员可以上书言事，也容许无上奏权的公学（州学及以上学校）博士、助教，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见解。

当然，所说内容要经报社专员审核，不得有违禁言论，作者可以实名，也可以用笔名。

中书省翰林院负责收集针对《明德律》修订的各方意见，所以孔颖达和同寅的任务，除了收集、收拾百官所上条陈，还要看报纸，记载各地学者对于修法的观点和意见。

如今看的一篇文章，作者为亳州州学博士，就《明德律》中《民律》的“别籍异财”条款（拟定）进行分析。

作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列出理由。

所谓别籍异财，即“别立户籍，分异财产”，指的是当父祖辈尚在时，子孙就分家，自立门户，分割家财。

以儒家伦理观点来看，这种做法实在不妥，“别籍”分家，让父母和子孙离散，不得子孙好好奉养，影响了“孝”；分异财产，让兄弟姊妹由于“利”而影响“悌”。

相反，同居共财（合籍共财）的做法，才符合人伦纲常。

现行的《大周律》，分篇《户婚》内，对于“别籍异财”、“同居共财”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朝廷的态度模棱两可。

对此，孔颖达倒是知道一些原因。

当年周、齐相争，国小民困的周国，面对幅员、人口、资源都远胜于自己的齐国，总体来说国力明显处于下风。

为此，周国拼命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气力，军事上行府兵制，然后大力勉励百姓开荒种田，还推动百姓分家立户，以此增长赋税。

当时的律法规定，每户人家，男丁成婚后必须“别籍”，也就是分家立户，即便没有成婚，达到规定年纪也得分家立户，这就是朝廷强制析户。

所以，当周国灭齐国时，周国户数近三百六十万，而齐国的户数大概是三百三十万，隐户不计。

这是个让人惊奇的数字对照，很多人可能想不明确：明明国力处于下风的周国，怎么户数还比齐国多？

原因就在于，当时周国的户数，不是正常的均匀每户五口人左右，而是均匀每户两个半人，即是一对夫妇及未成年的儿女，是为“小户”。

周国勉励“别籍”，才得增长户数，尽可能增长赋税，养活更多的部队和齐国反抗。

待得齐国灭亡，没多久周国内乱，连年征战之下，朝廷财政压力很大，所以“别籍”的政策延续下来。

直到天下一统，明德初年，朝廷修订律法，对于“别籍”没有再做强制请求。

却也没有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对于不分家的大家庭，多收赋税，避免有人借着不分家逃税。

此次修订律法，朝廷做出了选择，然而这选择不仅请求“别籍”还容许“异财”（拟定条款），容许父祖尚在时，子孙分家。

当然，别籍的条件是成婚或年纪达到请求。

为了确保孝道，确保老人得供养，嫡宗子、嫡长孙不得分家，若嫡宗子、嫡长孙不在人世，嫡次子、嫡次孙就得与父、祖合籍。

若无嫡子、嫡孙，庶子、庶孙和父祖合籍。

这样的条款（拟定），现在引发很大的争议，反对者的理由，就是“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有违人伦，而支撑者则认为根据当前时势，“别籍异财”是很有必要的。

孔颖达手上有一套官方出版的《明德律》草案阐明稿，对各条文的立法（修订）原因作出解释和举例，对于为何立法容许“父祖在，别籍异财”有解释，理由有三：

其一，各地多有案例涌现：同居共财之家有不肖子孙糟践家财，等双亲逝世后分家时，又请求兄弟均分遗产，占尽便宜，诚实人吃亏。

其二，若官府规定“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不正当，那么会产生漏洞，让小人有机可乘。

即同居共财之家有奸滑子孙巧言令色鼓动父祖分产，糟践一空后，等双亲故往，便可搬出“别籍异财乃非法行动”的说辞耍赖。

以此来证实先前的分产违法，家产需要重新分配，进而侵占兄弟财产。

其三，若不明确大家庭中的个人财产（私产）回属，若立法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一旦某个同居共财之家的成员从事工贸易，创办商社、工场，进股公司，其名下产业、股份，是否可视为大家庭的共有财产？

这样公平么？

自己独自在外闯荡、创业，创下来的产业让父祖沾光倒也在理，然而兄弟、侄儿们也能人人有份，这叫公平？

还有，若那人欠下债务，是否可视作大家庭的共同债务？

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理论上是为了确保家庭的孝悌，然而，当工贸易大兴已成趋势之后，反倒会有让父祖被不肖子孙拖累、无故欠下巨额债务的风险产生。

这种家庭债，很难扯得清，那么，难道就可以“有财是大家庭的，有债是你一个人的”？

基于现实，《民律》不但不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还请求家庭积极分家、明确个人财产所有权，以此规避各种债务风险。

这让很多有识之士难以吸收，孔颖达自己的态度也偏向于反对。

在他看来，同居共财利益多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才干有效确保孝、悌，这才是人伦纲常。

而朝廷现在推动分家，宛若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时推行的“异子之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制百姓分家析产。

秦国同一天下，虽二世而亡，但汉承秦制，此法亦为汉初天下通行。

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开端参与立法，渐渐将儒家观点融进到律法之中，到了曹魏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

于是，同居共财成为主流，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越来越多，大家族聚族而居的情况越来越广泛。

孔颖达不认为这样的状态有何不对，大家族的存在，让族人们有了庇护之地，宗亲之间相互赞助，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延续祖宗香火。

他认为，容许“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是对儒家伦理学说的寻衅，哪怕事实确实需要，有识之士们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完整让步。

均其贫富，养其孝悌，这才是儒家主意的家庭伦理，朝廷强制析户，不利于家庭中老人的供养，不利于“孝”。

还有，“别籍异财”的小家庭各营其私，易使兄弟之间亲情冷淡，互不接济，不利于“悌”。

孔颖达所看报纸上的文章，作者就重点论述了这两个观点，他对作者的观点是心有戚戚焉。

而且，孔颖达认为，《民律》中的这几个条款，并不只是单纯的“异子之科”与“同居共财”的对峙，其立法动机有些“不良”。

由于他大概能猜出天子想干什么，然而这是阳谋，谁也没法说什么。

现在看起来，是为了应对工贸易大发展而做出的调剂，然而，当这种条款获得通过，意味着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

孔颖达感到这样的口子不能开，开了，将来恐怕会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祸。

但是，面对这种阳谋，面对现实的立法需求，反对者们也只能想措施“摆事实、讲道理”。

他认为，实在不行，都得想个让步的措施，好歹不要输得那么惨。//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