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飞鸣镝将坠(1976) 第二十一章(1) (3 / 4)
》中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侧
1976年不是1927年,政治口号并不以同样方式在清华“不翼而飞”。那时绝望的农民试图找出能表达他们苦难生活的词句。
年轻的毛泽东并不理解,“教育要革命”对70年代一般的化学或物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毛泽东对刘冰的来信未作任何批复,他颇为欣赏极左派的那封“生日”贺信。他读后不久,这封信就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
“难道你(刘冰)要像扫除废物一样把工农兵驱赶出校园吗?极左派论教育的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铺天盖地的文章中,这是一句最有代表性的话。
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开始了。如往常一样,它又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始的,在这些领域理论与现实极易混淆。’
“敌人”就像从流水生产线上出现的一样,工作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以喊“革命”代替“生产”成为一种时髦。周一邓集团中的官员们被吓倒了,对外贸易也蒙受损失。
满口的“‘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等词句,似乎这样装腔作势地讲得越多就越能肃清大多数中国人私下认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的想法。这种调子是被狂热分子煽动起来的。
因为毛泽东鼓励他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仅仅是为启发公众而进行辩论?或者,这是否是毛泽东要把某人赶出政治局,像他们以前做这种事一样,准备在新闻界制造声势?新年前夕毛泽东作出了回答。
“党内将有一场斗争。”他对朱莉?艾森豪威尔喃喃地说。
尽管毛泽东体衰力弱,他还是竭尽全力去拯救正在贬值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因此,《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写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并不是偶然的。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个节日,它没有产生新的结构。毛泽东曾想让“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渗透到平民百姓的心底,他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伟大革命”
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政治方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