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4《李白与杜甫》内外 （2 / 2）

土壤中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

是了解的。”世英原是北大学生，因“思想问题”而被安排到一所农场劳动，两年后转学到北京农业大学，“文革”中被那里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另一封信中，因为我曾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郭老如此写道：“用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这些因“文革”遭际而悔己一生之路的悲言是异常真实的，我从中读出了郭老对当时中国政治的无奈和绝望。

他在这样的心境下研究李白，很可能也是感情上的一种寄托。他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联系到他给我的信中的话，我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着的愤懑：政治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惟一正路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也正&a;a;lt;bdo&a;a;gt;&a;a;lt;/bdo&a;a;gt;是在同一意义上，我理解了他写给我的这句“豪言壮语”：“希望在真正的道路上，心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越久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诗词，《李白与杜甫》的确是郭老的封笔之作。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我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龄，在连遭丧子惨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著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满活力。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我不否认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必有其弱点和失误，但我同时相信，凡是把郭沫若仅仅当作一个政治性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性立..场上，他们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无法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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