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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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从前都是用硬币,比如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如铜板,不过都很麻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非常脏。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国民党当局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进行改革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币制改革也是备战,但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从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不过打仗的时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在外边自己租个小房子,还有的是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a;a;lt;var&a;a;gt;藏书网&a;a;lt;/var&a;a;gt;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北大历史系的汪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世,恐怕是今天难以想像的。
前边提到过,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觉得自己的未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