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孙恩、刘裕与次等士族 （4 / 6）

〔梁〕武帝集序》说：刘裕虽阙章句之学，却是“好清谈于暮年”。《南史》卷三三《郑鲜之传》：刘裕为宰相后“颇慕风流，时或谈论。”这就是说，次等士族刘裕总揽了政治军事权力之后，还必须附庸风雅，周旋于按照传统本是被门阀士族长期垄断的文化领域之中。尽管如此，次等士族的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中枢和藩镇总是控制在皇室之手，门阀士族人物虽然还可能兴风浪于一时，形成政局的暂时反覆，但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地一去不返了。

在皇权政治之下，南朝的道教传播依然如旧，但道术活动受到控制。杜氏家族后人或仕或隐，以传杜氏道术聚众起兵的事，也不再出现了。

东晋和南朝，历来都被认为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实际上，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不存在于南朝。东晋门阀政治以皇权政治的变态出现。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上恢复了常态。在东晋门阀政治之下，必须维持几个最强有力的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还要保留司马氏的皇位。各个强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起着制约作用，所以当权士族多少有所顾忌，而东晋政权也得以维持至百年之久。南朝排斥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的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姓换代纠纷。宋齐两代，皇帝与诸王争斗频繁，几无宁日，政局如走马灯。相比之下，东晋朝廷的砍杀并不多见。这或许可以视为门阀政治曾经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证据。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东晋将相”条谓东晋能享国百年，盖自有术。“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洪氏所见不为无因，只是所谓国事与外寄之当“付”者，并非皇帝自择，而是迫于形势。明代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六《论略》谓：“乔本世臣，国体乃关，廉远堂高，积非一日，门阀之重，固不为无益也。”于氏之论失之迂腐，但也并非无道理。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能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隔世看来，他们好像是偶人戏中的角色，真正的表演者无宁说是他们的先人，那些人曾经左右过东晋局势，但早已成为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