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术与政治 （7 / 8）

陷咎，及祸延者众。”江左各地道教徒因孙泰一案多有株连获罪，或有反抗举动，乃意料中事，而发生过卢悚事件的京口，应首当其冲，震动最大。杜氏家族有居住京口的历史。杜子恭为孙泰之师，孙泰被杀后子恭“忽弥日聚集，纵乐无度”，并作“吾三月二十六日中当行”之语，说明杜子恭涉孙泰案，甚或有聚众反抗之事，而这类反抗必定也是司马元显压平的。考虑这些情况，《晋书·安帝纪》误记杀杜炯于京口，不为无因。不过孙泰死在隆安二年十二月，杜子恭自卜死期在“三月二十六日”，当指隆安三年。《宋书·自序》记“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晋书·孙恩传》亦记“子恭死，孙泰传其术”。把孙泰之死说成在杜子恭既死之后，恐怕是时间倒错，不足为信。

杜子恭之子杜该，事迹不详。杜该下一辈杜运，杜运子杜道鞠，一为刘毅参军，一为扬州从事，年代在刘裕、刘毅与卢循军作战之时以及稍后。由此可断，杜子恭虽染孙泰之案，但其后人并未参预孙恩、卢循的活动，或虽有所参预而旋即被刘毅、刘裕争取过来。刘裕辈还是要与道教领袖杜氏家族维持良好关系，以减孙恩、卢循之势。

孙恩、卢循起事虽有浓厚的道教因素，但是宗教冲突的成分毕竟不大。在孙、卢的对立阵容中有大量的道教徒，其中除了众所周知的门阀士族人物以外，还包括极有影响的道教领袖钱唐杜氏。惟其如此，孙恩为了使道教徒死力相随，只有极力扇动宗教狂热以平衡杜氏的影响，因而出现大批的弃婴、水死等乖情背理之事。但宗教狂热是难于持久的，所以卢循只有远走广州。自此以后，宗教在卢循军中虽已不起或不甚起作用，但宗教习俗还是保存着的。

以上关于东晋未年道术与政治一节，主要是借道教流传立说。其实江南之地，尤其是会稽一带，民间普遍崇奉的并非有组织的道教，而是旧俗相沿的巫觋&a;a;lt;span class=&a;a;quot;&a;a;quot; data-note=&a;a;quot;《三洞珠囊》卷一引《道学传》，谓杜灵善治病，上虞龙稚、钱唐斯神并为巫觋，常诱毁杜炅。“俄而椎妻暴卒，神抱隐疾，并思过归诚。炅为解谢，应时皆愈。”这反映道教在浙东民间争取巫觋归诚的努力。又，《高僧传》卷三《昙摩密多传》：元嘉初年孟顗为会稽太守，请昙摩密多同游。“东境旧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当然，“比屋”皈依佛教，也有夸张。&a;a;quot;&a;a;gt;&a;a;lt;/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