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五、北方的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 (10 / 13)

和民族入侵战争双重性质,尽管这两种不同性质在两次战争中各占的比重可能不尽相同;第四,这两次战争虽然同具统一战争的性质,但毕竟以民族入侵战争性质为主。第五,这两次战争有如此多的相似条件,所以同以失败告终,尽管败局造成的后果并不一样。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瓜步之战中作战双方都以苻坚和淝水之战为鉴,拓跋焘重在汲取苻坚战场失败的教训,而宋人一方则重视苻坚成功的一面。《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遗宋文帝刘义隆书曰:“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云云。同书卷七四《臧质传》臧质致拓跋焘书曰:“尔识智及众力,岂能胜苻坚耶?”作战双方都如此重视苻坚及淝水之战,正说明瓜步之战以淝水之战为前车之鉴,说明这两次战争确有许多可以相比之处。

只有在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的一系列改革以后,南北战争的性质才有可能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越来越以统一战争为主。孝文帝的改革继承了十六国以来长期民族融合的成果,同时又给民族融合以极有效的新的推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关系到语言、文化、习俗以至于经济生活。《魏书》卷六五《李平传》说到鲜卑部人自代迁洛,资产殆罄,“自景明以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务。实宜安静新人,劝其稼穑……。”李平的话本来是诉说迁洛的艰难,但实际上却说明了迁洛的代北人已经固着于中原土地之上,稳定于中原的农耕生活,这正是影响于民族融合各个方面的可靠基础。在文化习俗方面,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到南北朝后期也已经很显著了。

南北朝后期,北方的某些鲜卑统治者和居高位的汉族士人,熟悉和仰慕江南文化,相当突出。《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记帝被逼禅位高洋时,“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案指该书《献帝纪赞》)”云云。这是鲜卑皇帝脱口能咏南方所出典籍之例。北士就更有甚焉。《颜氏家训·文章》记北齐文士邢邵特重沈约,魏收则特重任昉。《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载“〔邢〕邵又曰:‘江南任防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邢、魏各以所宗江南文体非毁对方,甚至各有朋党。

此一时期,南北政权互遣使节通好,至为频繁。双方皆妙选行人,必求容止可观,文学优瞻者始得充任。南来的北朝使节,皆为汉族高门人物,而非鲜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