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郗鉴与王导 (12 / 16)
:“是乃遵养时贼也。”陶侃遂自起兵斩郭默,兼领荆、江。陶侃既不惜与中枢相抗而弄兵,估计有可能以攻郭默之师顺流下都。下都必经豫州庾亮地界,故有庾、郗“芜湖反覆”之事。庾亮与郗鉴笺续谓“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云云。案陶侃杀郭默之年,即咸和五年,成帝正九岁,这是陶侃谋废王导在咸和五年的旁证。而所谓“以及成人”的时候,则是庾亮谋废王导之年,即咸康四至五年,时成帝十七岁至十八岁。
陶侃之谋未遂,郗鉴坚持反对当然是主要原因。庾亮不充分支持陶侃之谋,不给予充分合作,也是原因之一。庾、陶二人在苏峻乱前本不协调,积怨颇深,赖温峤弥合其间,始得共平苏峻。苏峻乱平后,庾、陶在共抗王导的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同利益,但庾、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陶侃居上游所形成的军事压力,既然可以压王导,自然也可以压庾亮。而且由于庾亮的豫州毗邻江、荆,所感压力比扬州更甚。《陶侃传》侃“潜有窥箭之志”,如果此志得酬,庾亮未必能保自己。可以说,庾亮无宁是为了自保,才不得不对陶侃废黜王导之谋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
庾亮虽对陶侃“外事推崇”,但陶侃毕竟“望非世族”,自知东晋门阀政治樊篱不是他所能突破的,所以“季年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曾请逊位还长沙国,死前又要求归葬长沙,并移寻阳父母墓于封国之内,以示谦退。但是陶侃死后,庾亮终于蓄意消灭陶氏后人,咸康五年又杀陶侃子陶称。《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原注:庾亮咸康六年于镇病亡,“未病时乃独见陶侃乘舆来让之,于此得病而亡。”颜之推《还冤记》:“晋时庾亮诛陶称后,咸康五年冬节会,文武数十人忽然悉起,向阶拜揖。庾惊问故,并云陶公来。陶公是称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此字疑衍)。两人悉是旧怨。传诏左右数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谓庾曰:‘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反戮其孤,故来相问陶称何罪,身已得诉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寝疾,八(六)年〔正月〕一日死。”《真诰》与《还冤记》中神怪情节自不足信,但是其中反映庾、陶宿怨以及陶侃季年希图弥合并荐庾亮代镇荆、江之事,当是可信的,可以补充正史。
陶侃废王导之谋,王导自然知情,所以他除了依靠京口郗鉴之助以外,还力图加强自己在建康的实力,以备不虞。这又是王导重用降将的背景。
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死,庾亮加督江、荆等州,自芜湖移镇武昌。庾亮离芜湖,建康暂释重负,王导获得部署力量的机会。咸康元年(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