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 （8 / 9）

》卷一零三建武二年（318年）袁瓌上表请禁断招魂葬，所列入葬人物有尚书仆射曹馥、监军王崇、太傅司马刘洽等人，一皆下诏禁断。东海王妃裴氏南渡后，亦请招东海王越魂卜葬广陵，元帝特许之&a;a;lt;span class=&a;a;quot;&a;a;quot; data-note=&a;a;quot;此据《晋书》卷八三《袁瓌传》。同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裴妃欲招魂葬越而元帝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大兴末，墓毁，改葬丹徒。”考虑到元帝深德裴妃，似以《袁瓌传》为得。&a;a;quot;&a;a;gt;&a;a;lt;/span&a;a;gt;。晋室王公士族名士死于刘、石者如此之多，江左王、马自&a;a;lt;s&a;a;gt;..&a;a;lt;/s&a;a;gt;然不能与刘、石通使以招众怒。由此可见，江左不与刘、石通使，除历史原因外，尚有现实的考虑。如果南北遣使通好，本来是虚弱的东晋抗胡政权就不可能继续团聚南来的士族和流民，也不足以慰吴姓士民之心，因而抗胡政权本身也会失去立足之点，失去存在的价值。

历史的理由与现实的考虑，促使王、马政权不得不采取这种“不与刘、石通使”的态度。照理，在东晋初建阶段，王、马应当同仇敌忾，不共戴天，亟思所以报复刘、石。王、马表面上确实持此态度，但是实际上又并非如此。

在南渡士族中，王导有“江左管夷吾”&a;a;lt;span class=&a;a;quot;&a;a;quot; data-note=&a;a;quot;《世说新语·言语》及注，《晋书》卷六五王导、卷六七温峤传。元帝亦以管仲目王导，尊之为仲父。&a;a;quot;&a;a;gt;&a;a;lt;/span&a;a;gt;之誉，又曾作“戮力王室，克复神州”&a;a;lt;span class=&a;a;quot;&a;a;quot; data-note=&a;a;quot;《世说新语·言语》，《晋书》卷六五《王导传》。&a;a;quot;&a;a;gt;&a;a;lt;/span&a;a;gt;的豪言。但是王导并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只是尽力于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司马睿之所急，也是在江左建立霸业，并不真正以中原为念。史言司马睿“方拓定江南，未逞北伐”&a;a;lt;span class=&a;a;quot;&a;a;quot; da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