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乔国桢同志在新疆 (2 / 3)
面对这种情况,陈潭秋同志一方面向党中央及时报告和请示准备撤退,一方面积极组织同志们进行整风学习,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重点是进行党性和共产党员的气节教育。他还让李宗林、乔国桢等向大家介绍监狱生活、狱中斗争经验和注意事项等。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完全撕下了与我党合作抗日的伪装,公开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旗帜,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疆域事件”。从这天中午起,中共驻疆域人员全部被软禁,陈潭秋等几位同志当天就被捕入狱。我被软禁在八户梁,与乔国桢、杨锡光等同志住在一间屋子里。1943年2月7日,盛世才又把所有被软禁的人员用绳子捆绑起来,投进了监狱。敌人看到我和乔国桢同志身材高大,捆绑得就特别紧。他们把我们甩上卡车,用帆布捂得严严实实,在武装匪徒的押解下送往监狱。
入狱之始,我与乔国桢、杨南桂同志被关在一个号子里,第二天我们三人就成立了狱中党小组,由我任党小组长。由于环境恶化,国桢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了。为了不把病传染给我们,他郑重地向我们提出:“我的病重,而且有传染性,你们都还年轻,不能把病传染给你们。我想向狱方写信,请他们把你们调出去,让我和你们隔离开关押。”我们俩都不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坚持要和他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但是他坚持要求和我们隔离,并说他自己可以料理自己。我们争论了好多天,最后他还是给狱方写了信,说明病情,要求隔离。大约十几天后,狱方就把我和杨南桂同志调到了别的号子里,与刘护平等同志关押在一起。国桢同志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处处关心爱护同志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至今不能忘怀。
后来国桢同志的病情继续恶化,被转入狱中的“养病室”关押。1945年5月至7月,我也因病被送到了养病室,又和国桢同志住在一起。这时他的病已经很重了,吃饭吃药都要人喂,大小便已经离不开床铺。我在养病室照顾了他约三个月。后来敌人不让我在养病室继续住下去,把我赶回了牢房。临走的前一天,国桢同志很难过,他深情地对我说:“我是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到胜利回延安。”我安慰他说:“你在延安时病也很重,后来不是治好了吗?等胜利出狱后,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的。”他又说:“这次我自己感觉比三八年在延安时要差得多。你在这里这么久,天天照顾我,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你表示谢意的,就送你一把小剪子作了纪念吧!你们回到延安后,请帮我打听一下我的爱人和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