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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却着实是有些清晰得灼烧人的内心了。

谢锦言已经看完了那篇文章，却仍旧是将报纸握在掌间，迟迟未曾松开——

即便是锦颐最为活泼任性的时候，他都从没想过，他的妹妹竟有一天，会以这样强横的态度、会以这样辛辣刻薄的文字，写出这样一篇极具批判性的文章。

他自己本身便是一个惯于撰写批判性文章的文人，他知道要使天下人接受这样的文章是有多难的。便连他自己，他能成功的这样快，都还是取了巧的。他从不曾用凶猛得如同武器一般的文字去撰写文字，他惯来是写出事实，让民众们自己去衡量对错的。

他的方式，向来是极其温和的。如同卢瑟那般言辞激烈的大家，都是花费了十年八年的时光，才能使之站到了如今的位置上的。

突然有那样一瞬间，谢锦言有些庆幸自己在文坛中也算是个颇有地位的人了。至少这样，他便能给予锦颐更多的帮助。而这种庆幸，在他看见对于锦颐的恶评层出不穷的时候，更是达到了顶峰。

放下最新一期的报纸以后，谢锦言几乎没有半刻的耽误，立马便打电话一一邀约了文学研究会的会友们举办了茶话会。

他的想法很简单，文人间的战斗，只能以文字来解决。

*

11月23日，《平等》刊发的第三天，对于《平等》的评论，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忽然出现了许多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些看法，只消一眼望去，不用多说，便足以让人明了，那都是支持锦颐，承认《平等》的。

如果说，那些为锦颐发声的文章仅仅是出自无名之士的手笔，那便必然是无法扭转时局、改变舆论的。但偏偏，写出那些文章的人，俱是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名望的文人大家，叫人无法忽略不计，也叫人无法刻意避而不谈。

——“我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坛竟也开始以资历论高下，而不是以文笔较长短了。‘文人，是最清高，也是最懂得见风使舵的存在’，你们在用你们的行为，来对谢锦颐先生的《平等》，予以最好的佐证。”

——“我不知道你们的谴责、你们的谩骂，究竟是想要表达些什么。谢锦颐先生的《平等》难道说得不对吗？我们和洋人们的地位平等了吗？我们能同洋人们站在同等的地方畅谈人生了吗？我不清楚你们究竟在回避些什么，也不清楚你们究竟还要回避多久，但至少我是敢承认的——锦颐先生说得没错，我们都是懦夫！”

——“我们生活在自己编织的假象里。在这个假象里，我们一边幻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