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25 （3 / 6）

力。这种努力，既是社会化的，也是个体化的。

从社会化方面来说，就是贵族阶层普遍地挑战王权，力图脱离王权控制，力图从“政治统治权决定土地所有权”的怪圈中摆脱出来，借以使土地变成自己真实的财产。从个体化方面来说，就是互相交易土地，不断以政治权力一时难以干预的形式，扩大自己的地盘，使自己成为真实的土地所有权拥有者，成为真实的地主。

另一种普遍形式，是强势的新兴贵族开始利用私人拥有的武装力量争夺土地，不依靠天子分封而成为大规模土地的主人。

这三方面的事实，被当时的文献概括为“易田，争田，夺田”三种方式，其具体事例，史料中比比皆是。

农变的第三层面，是农耕国人对“私田不私”的普遍不满。

在西周井田制下，国人（平民）的土地使用权最为脆弱。国人，非但其耕作的土地属于王权与层叠其上的贵族封主，而且是“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田”，只有四十年的土地使用权。也就是说，所谓“私田”，只是在四十年耕作周期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在所有权意义上说的。事实是，私田不私，实际上同样是国家公田。这种不稳定的使用权，使平民对土地的投入始终缺乏长远的激情，更缺乏经营意义上的努力。消极怠工是最浅层的抗议，王权官府一旦失去了全面组织社会集体劳动的能力与条件，耕作平民的不满，就化作了争取土地所有权的种种努力。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脱离那些恪守旧管辖方式的贵族封主，转而依附于新兴地主，在新兴地主阶层的势力圈内，谋取对耕作土地的真正占有权。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蓬勃出现的新兴地主阶层，在当时社会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土地经营方式。这种新的经营方式，其最初的主干脉络是：首先，新兴地主将自己的土地作为“期货”，卖给依附于自己的民户，使民户一开始便能成为耕作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其次，民户耕田自主，新兴地主不加任何干预；再次，民户每年向新地主缴纳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并服一定量的劳役，用来抵偿土地价格。一定时间段后，民户抵偿地价完毕，便成为真正的小地主，再与原先的地主重新议定赋税缴纳的方式与数额。其间，农民若耕作致富，则完全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跃升为新兴地主阶层。如此弹性，如此前景，耕作平民自然要背弃井田制，依附于积极吸纳人口的新兴地主阶层了。

从总的方面来说，农耕之变是春秋社会变化的最深刻基础。不了解这一时代的农变大潮，就不能把握这一时代真实的社会脉搏。